此件明代大型漆器香爐高157cm，爐身直徑60cm，由底足連托泥、腹部爐身和頭部龍馬爐蓋三部分組成。整體造型仿商周青銅鼎，爐身仿三足圓鼎，爐腳則仿四足方鼎，把圓鼎之柔和與方鼎之剛勁融為一體。爐蓋上的龍馬為龍頭馬身帶飛翼，爐之腹足相連處為神龜，爐足為象鼻。

爐蓋上踏在水波紋之中的龍馬背部以點線構成奇特圖案和爐腰部的神龜，正是《周易·系辭》所說的“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的寓意。孔穎達疏引，《尚書中侯·握河記》稱“伏羲氏有天下，龍馬負圖出于河”，《尚書·洪范》：“天乃賜禹，洪范九疇”——傳說三皇之一的伏羲就是依據孟河中躍出的龍馬背部的圖形畫出了八卦，而禹根據龜背上的“文”成就了“九類常道”進而造福于黎民。

宋代山西介休窯香爐造型別致，施釉均勻，白中泛黃，色澤瑩潤，釉面帶有密密麻麻的細小開片，做工精美，格調高雅，是我國古代香爐發展中比較少見的。過去，有人將此爐視為燈具，但陜西耀州窯博物館將其作為香爐展出。還有人認為這尊香爐可看到唐五代時期，但我覺得在斷代時還需留有余地，畢竟介休窯燒造高峰期在宋代。

這尊香爐的外形的確很像新石器時代或先秦時期的陶豆器具，也與商周時代的青銅豆相似，因此我們有理由說它與陶豆、青銅器皿有一定的關系。

根據考證，陶豆主要用來盛放“菜”。在古代陶缽才是個人使用的餐具，與現代飯碗器具相似。陶豆的形狀淺而小，不同于盛“飯”的缽，它只能盛放少量“副食”，很可能就是瓷盤的前身。主副食有所區別，這是稻作農耕社會派生出來的生活方式，也是東方飲食文化的傳統特點之一。高而穩的陶豆，在使用中，既能豆器中“菜”的視覺效果，又與古人席地而坐生活方式相一致，方便夾“菜”，古人的聰明才智可見一斑。

碗、盤和盞等器物的裝燒方法多采用支釘墊燒，在器物的圈足上一般都墊有3個小支釘，支燒時釘尖朝下，依次疊放，燒成出窯后，碗、盤和盞等器物的內側會留下3個細小的支燒痕跡，這種支燒方法為介休窯所，也是我將這尊香爐看為介休窯香爐的原因所在。

中國香爐文化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時代的“鼎”。 [7]中國古代青銅鼎有烹煮肉食、祭祀等用途，祖先傾其所有，向天祈福，求神靈祖宗保佑自己的部落和國家平安，但這同今人所見的香爐還是兩碼事。

在人們的生活習慣上認為香爐大的功能，便是一件敬佛或是祭祖的禮器。其實香爐也是文人雅士的心愛之物，置于廳堂或擺于書房案頭，讀書時點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紅袖添香夜讀書”的美妙意境。靈性的香爐賦予人們更多的生命靈性，它穿越時光隧道，追逐并領略博大深遠的歷史文化。

直到南北朝時期，佛教的立地位連同它深入人心的精神文化影響一并如日中天，特別是禪宗初祖達摩東渡來華，中國禪宗由此肇始。各地造佛修寺蔚然成風，作為祭祀禮器的香爐已被普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