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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	北京聚寶薈藝術品鑒定中心店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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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些書畫家的生卒時間等問題，在過去的文獻中，有的沒有記載，有的記載不夠真確，這樣，作品本身就變成了手材料，它能補充文獻的不足或糾正文獻的錯誤。
例如：有些書畫家的作品具有一定的藝術水平，但在文獻上根本就查不到這位畫家，更談不上弄清他的字號、籍貫、生卒時間、藝術專長和主要活動了。這樣的例子是相當多的。
又如：宋代趙孟堅（子固）的生卒時間，許多文獻記載為生于南宋慶元五年己未（1199），卒于元代元貞元年乙未（1295），97歲。有人對此有懷疑，但一直未能解決。1962年《文物》第12期，刊載了蔣天格同志對這個問題的考證文章，推算出大約卒于景定五年至咸淳三年以前，依然還沒有作出肯定的結論。我們根據趙孟堅的朋友顧光題趙氏《水仙》卷詩，中有"甲子須臾事，蓬來尺五天"二句，清楚地說出趙孟堅死在甲子年，即南宋景定五年（1264），時年65歲。這樣就解決了多年來一直未能解決的問題。

又如：約50年前，北京琉璃廠有一幅落款為董其昌的繪畫作品，畫得很好，落款字數不多，作品本幅十分整潔，所以有人要買。后來有人看出了這件作品的毛病，落款"玄宰"的"玄"字缺寫后一筆，是避清代康熙皇帝玄燁的諱。董其昌死于明崇禎九年，沒有活到清代，因此就肯定了這件作品是清代人偽造的。從以上幾個例子可以看出，文史知識的豐富與否，對于鑒別書畫的真偽，也有相當重要的重要的作用。如果文史常識不多，那么，那種改寫的避諱字是不易看出來的，因此也就有可能將作品的真偽斷錯。

同時，對于避諱問題也不能僵死地一成不變地對待，有些臨古的書法作品，完全按照原樣臨而不避諱。例如經過鑒定確為南宋趙構（高宗）所書的《臨古二體千字文》卷，就是完全按照唐人原件臨寫的，文內的字均避唐諱（諸如"淵"、"世"、"民"等字均被避諱），而沒有一個字是避宋諱的。
總之，避諱的問題是復雜的，在書畫鑒定中運用避諱來斷代，根據具體情況進行具體分析，要依據不同的條件，靈活掌握。

怎樣從裝裱形式來辨別書畫的真偽
裝裱與書畫本身的關系要間接一些，但有時也可作為鑒定書畫的有力佐證。各個時代的綾、錦，其花紋、色澤多不相同，裝裱的式樣也有出入。前人的收藏印多蓋在裱件的接縫上，這就必然同裝裱形式有密切的關系。如的宋“宣和裝”，故宮博物館藏的梁師閔《蘆汀密雪圖》是個較典型的例子：玉池用綾，前、后隔水用黃絹，白麻箋作拖尾，連本身共五段。玉池和前隔水之間蓋“御書”葫蘆印，前隔水與本身之間蓋雙龍璽及年號璽各一，本身與后隔水之間蓋年號璽二，拖尾上蓋“內府圖書之印”，共用七璽。“宣和裝”雖有例外，但這是比較標準的格式。不少贗跡上的偽宣和璽，往往是漫無規律，亂打亂蓋。金章宗也用七璽，染清標常在前、后隔水上用兩印。乾隆用五璽、七璽、八璽、十三璽不等。這些都各有他們的習慣。

平時積累方蹤的繪畫印象是屬內廷供奉的正統畫派畫家，大約與董邦達、張宗蒼山水類似。據《熙朝名畫錄》載：“方琮，字黃山，為乾隆朝供奉內廷。畫學黃公望，其畫曾蒙御題”并言其“畫學張宗蒼，深得其傳。”該畫以大斧劈皴，目的是使鑒者無從對照原跡為其作偽本意。鑒定這幅畫除了畫風與張氏畫風毫無相干且屬傳統內廷畫派之外，更主要的破綻是所用材料的問題。

揭裱舊字畫和名人字畫常用的是揭二層，第二層透過來的墨與原作相差不遠，再加以重新填墨、潤色、裝裱、加蓋印章，其神采便會溢于紙外，欺人效果更佳。如北京故宮博物院和沈陽故宮所藏，各有一幅趙之謙《牡丹》圖軸，二者幾乎完全一樣，經鑒定才知道，沈陽故宮所藏之《牡丹》圖，是作偽者揭二層所為。用這種辦法“復制”古舊字畫和名人字畫要求揭裱水平很高。如果稍有懈怠，便會弄巧成拙，不但所揭之書畫神采全無，就連原跡也可能毀于一旦，悔之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