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字畫鑒定公司
那么鑒定家這種朦朧的意識究竟是什么呢?我以為那就是“眼的印象”，即鑒定家在接觸到一件古書畫作品時，頃刻之間所作出的綜合判斷。人的大腦是一架活的電子計(jì)算機(jī)，平時不斷儲存信息資料，一旦需要，就會輸出有關(guān)的信息資料，以提供選擇和分析，迅速作出初步的判斷。如，在書畫鑒定中，忽然碰到一件明代書畫家文徵明的作品，鑒定家的大腦在頃刻之間，就會把自己過去所看到過的文徵明作品的真跡和偽品，他的印章和款識，筆法特點(diǎn)和習(xí)慣，甚至其師友、子侄、門生的作品樣式，及有關(guān)的紙或絹的陳舊狀況等，都會在一閃念間涌現(xiàn)出來，和眼前的這幅文徵明作品進(jìn)行比較分析，作出初步判斷，也就是形成了“眼印象”。由于人腦在快速提供信息資料時，其圖像是模糊的，甚至是一種潛意識，因之“眼印象”的初步判斷是感性的、不穩(wěn)定的，而且隨著進(jìn)一步的觀察會很快地消失。所以“眼印象”具有朦朧性特征，如煙如霧，飄忽不定，似有若無，難以捉摸，很像是一股“氣”。其實(shí)這股“氣”不是別的，正是被鑒定對象的某些本質(zhì)特征在鑒定家頭腦中的顯現(xiàn)和浮動。“望氣”就是變無意識為有意識地去捕捉住這“眼印象”。如果我們從認(rèn)識過程的這一角度來理解“望氣”，那么它既有感性認(rèn)識也有理性認(rèn)識的成分在內(nèi)，因此“望氣”作為傳統(tǒng)鑒定經(jīng)驗(yàn)的方法之一，是有可取之處而值得加以研究的。
裝裱與書畫本身的關(guān)系要間接一些，但有時也可作為鑒定書畫的有力佐證。各個時代的綾、錦，其花紋、色澤多不相同，裝裱的式樣也有出入。前人的收藏印多蓋在裱件的接縫上，這就必然同裝裱形式有密切的關(guān)系。如的宋“宣和裝”，故宮博物館藏的梁師閔《蘆汀密雪圖》是個較典型的例子：玉池用綾，前、后隔水用黃絹，白麻箋作拖尾，連本身共五段。玉池和前隔水之間蓋“御書”葫蘆印，前隔水與本身之間蓋雙龍璽及年號璽各一，本身與后隔水之間蓋年號璽二，拖尾上蓋“內(nèi)府圖書之印”，共用七璽。“宣和裝”雖有例外，但這是比較標(biāo)準(zhǔn)的格式。不少贗跡上的偽宣和璽，往往是漫無規(guī)律，亂打亂蓋。金章宗也用七璽，染清標(biāo)常在前、后隔水上用兩印。乾隆用五璽、七璽、八璽、十三璽不等。這些都各有他們的習(xí)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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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帝王的年號在開始或終結(jié)時，常常都不是整年整月，而是相互交叉的。某個皇帝死了，又換了個新皇帝，有的就改了元，即換了年號，也有些當(dāng)年并沒有改元，依然沿用舊的年號。例如：明神宗朱翊鈞在位48年，是萬歷四十八年（1620）七月死的，八月朱常洛（光宗）做了皇帝，改元泰昌，僅一個月就死了，九月朱由校（熹宗）做了皇帝后就沒有改元，直到下一年（1621）才改元為天啟。我們從某些書籍上看，萬歷只有47年，泰昌僅有一個月也被算成一年。又如：朱由檢（毅宗）是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死的，但有的書籍上把這一年算作清代順治元年。
我們在書畫的落款上，如果看到寫為萬歷四十八年庚申春日或夏日，均是符合邏輯的，如果寫為萬歷四十八年臘月，則不符合邏輯，是有問題的。如果落泰昌年號的款，寫成泰昌元年庚申春日或夏日，也可以肯定是有問題的。崇禎年號的書畫款，如果寫為崇禎十七年春日，同樣是符合邏輯的，例如：楊鉉《臨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圖》卷的款寫為："摹宋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圖，時崇禎十七年春月也。"這是無可懷疑的。有些人如果不了解這種歷史過程，以為崇禎只有16年，就可能將這件作品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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