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鑒定書畫
鑒定書畫，主要把好兩道關：一是時代風格關，二是個人風格關。辨認時代風格是斷代，辨認個人風格是斷人，凡是有作者署名的真跡，通過這兩關。而辨認時代風格是總關。在浙江碰到不少所謂明朝唐伯虎、文徵明、仇十洲、徐文長的作品，時代風格只能到清朝，其偽不言自明。還有一些所謂岳飛的字跡，草書居多，也有行書和楷書，盡管其中有一些書法水平還不錯，但是寫得好不等于作品真，時代風格都不到南宋，統統是偽品。就我所知，可信的岳飛字跡，僅見于《鳳墅帖》，他的書法是學蘇東坡的，肉豐骨勁，外柔內剛，凝重中見風姿。傳世偽品，與岳飛的書風毫不相干，純粹是憑空瞎造。關通不過的東西，就不必再把第二關了，因為絕沒有時代風格不符而個人風格相符的真跡。書畫偽品中，時代風格關通不過的占絕大多數，一般來說，這類偽品作偽伎倆比較低，容易鑒別。
由于時代風格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因此，它在藝壇上具有支配力量，任何書畫家都要受到它的影響和制約。舉例來說，漢朝書法家陳遵，決不能寫出楷書來，為什么？道理很簡單，因為楷書要到唐朝顏真卿、柳公權時代才完全擺脫隸意，真正確立。中國繪畫史上赫赫有名的東晉顧愷之，是六朝三大畫家之一，可是從他的《女史箴圖》卷、《洛神賦圖》卷（都是早期摹本）來看，人物畫得不錯，山水卻很幼稚，畫樹像“伸臂布指”，畫水則“水不容泛”，人大于山，比例也不恰當。這并不奇怪，因為東晉顧愷之時代，山水畫還沒有成熟。再如唐朝晚期孫位《竹林七賢圖》殘卷（舊題《高逸圖》卷），是現存國內的浙江古代畫家中早一件珍品，人物描繪得非常生動，樹石卻并不高明，同樣也是這個道理。
學習鑒定書畫，要辨認各個時代書畫家的個人風格，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個別到一般，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逐步認識各個歷史時期的時代風格。
書畫家由于所處的歷史環境、地位、質量情操、生活經歷、師承淵源、審美觀點、創作實踐等各不相同，形成了各自的藝術風貌。
我國書畫藝術非常講究骨法用筆，辨認個人風格，筆法至關重要。每位書畫家執筆運腕，落筆輕重緩急，用筆中鋒、偏鋒、圓轉、方折等，筆法各有特色。例如宋代四大書法家，按照當時米芾的說法，蔡襄勒字（用澀筆寫），蘇軾畫字（用筆重按），黃庭堅描字（用筆輕提慢寫），他本人是刷字（用筆快速書寫）。勒、畫、描、刷，說出了宋四家的筆法特點。
在現實生活中，簽名蓋章作為憑信的一種手段，它的重要性可想而知。鑒定一件書畫，辨認簽名比印章更為重要。不少偽品，就在簽名的筆法和書法藝術水平上過不了關。同時，還要留意書畫家的簽名習性，例如：元朝趙孟頫字子昂，他在書札上往往署名“孟頫”，繪畫上常寫“子昂”。元朝的黃公望號大癡道人，吳鎮號梅花道人，他們晚年常署別號，不寫姓名。明朝文徵明早期署款“文壁”，后來才改為“文徵明”。董其昌字玄宰，晚年往往書法上署名“其昌”，繪畫上常寫玄宰。明末清初藍瑛早期署款有時寫“錢塘藍瑛”，晚年則很少寫出籍貫。近代吳昌碩早年署款“吳俊”，黃賓虹早期署名“濱虹”，潘天壽早期署名“天授”，等等。看一件書畫，凡是違反本人簽名習性的，就得考慮是否有偽造的可能性。審驗簽名，有時甚至可以作為判斷真偽的主要依據。例如北宋書畫家米芾的“芾”，下面是“巿”不是“市”，凡是寫成“市”的都是偽品。曾見清初肖像畫家禹之鼎人物軸，自署“金陵禹之鼎”。其實禹之鼎是廣陵（江蘇揚州）人，不是金陵（江蘇南京）人，一字之差，真偽立判。當然，我們不能單憑簽名來斷真偽。例如前面提到的羅聘代筆金農自題的《梅花冊》，不能因為簽名真而就認為梅花也是金農所畫。無款《臨韓熙載夜宴圖》卷，就是因為上面有唐伯虎親筆題詩署款，而造成鑒定失誤。
南宋 水墨《十六羅漢圖》卷（局部） 佚名 西泠印社藏
至于印章（包括書畫家印章和鑒賞家、收藏家印章）、題跋、紙絹、裝潢、著錄等，有時也起到輔證作用，而在特定條件下，對斷代、斷人，還能起到決定作用。不過，總的來說，這些輔助依據畢竟還是次要的。過去有些人把印章、著錄等看成是辨真偽的主要依據，這是反客為主，容易失誤，有時甚至起反作用。例如，1979年浙江省舉辦古代繪畫聯展，我們向杭州借展一件所謂明朝張瀚的《十六羅漢圖》卷。卷上有張瀚圖章，卷后有清康熙年間杭州翁嵩年題跋，定為明朝張瀚所作。其實，卷中羅漢、樹石的畫法，接近南宋梁楷、牧溪一路；龍、虎的造型和筆法，與日本保存的牧溪《龍》《虎》二圖基本一致，這卷畫應是南宋晚期的作品。張瀚是明朝嘉靖年間杭州人，官至吏部尚書，史傳上說他畫山水絕似元朝吳仲圭。無論時代、題材和技法，都與《十六羅漢圖》卷對不起頭來。畫卷上張瀚圖章當是收藏印，翁嵩年鑒定不確。我們把明畫改定為宋畫，公開展出，得到了學術界承認，主要就是依據時代風格和個人風格。1949年以來，浙江發現宋畫不過幾件，這卷宋畫，我們如果迷信印章和前人題跋，勢必沿襲舊誤，仍把它當成明畫，給工作帶來損失。總之，鑒定書畫主要把好時代風格和個人風格關，這是經過反復實踐，從不斷總結經驗教訓中得出來的結論。
除了“鑒”以外，有時為了辨真偽，還得借助于書畫家傳記、書畫著錄、有關詩文、歷史知識、衣冠制度等作必要的考證。我曾先后見過兩本一模一樣的明朝徐渭寫的《金剛經冊》，署款：“萬歷二年歲在癸酉夏六月六日弟子文長徐渭奉母命沐手敬書。”稍加考證，漏洞百出。萬歷二年干支是“甲戌”，不是“癸酉”；徐渭十四歲時嫡母卒，四十八歲時生母卒，萬歷二年徐渭已五十二歲，嫡母、生母早已去世，豈有再“奉母命沐手敬書”的道理。當然，也有可能徐渭遵照嫡母或生母在世時囑咐而寫，但根據時代風格、個人風格以及印章、紙質等來判斷，這兩本字冊肯定是偽品，或即是紹興本地區的假貨——“紹片”。又見清朝初年畫家蕭云從山水冊，自題作于康熙戊午，而蕭云從死于清朝康熙十二年，戊午是康熙十七年，絕不可能死后五年再爬起來作畫。書畫家的生卒年代，對于鑒定書畫真偽非常有用，但要注意：一是史傳的可靠性。就浙江歷代畫家而論，王冕、陳洪綬、金農、錢杜、費丹旭、任熊、任頤等，或生年，或卒年，不少史書記載有錯誤。二要考慮書畫家本人有寫錯干支的可能性。我們不能孤立地認為干支寫錯，書畫必偽，要善于用聯系的觀點，多方面進行審查，有了把握，再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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