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須用印泥，印泥有厚薄，有干濕，這些都能使同一印章的形體發生變化；而在紙上或絹上，也要發生變化；而使用印章時按力的輕重，也會發生變化；又經過裝裱，某種紙張有伸縮，也會發生變化。所能遇到的變化是如許之多，問題不僅在于繁瑣而已。還有一個方法是從印泥新舊、紙絹的包漿（紙絹上的光澤）來作為辨認印章的依據。論舊、論包漿，當然顯示了紙或絹的悠久歷史，但是，孤立地通過這種方法來證明這種舊是50年或100年，那是300年，這是可能的事嗎？
但是印章確實有真偽之分，而印文相同，朱、白文相同，僅在尺寸或筆畫有差異，足以引起糾紛的那些印章當被證實是真的時候，所持的依據已不可能完全是上述的那些依據，而是在書畫本身證實是真之后，印章也連帶被承認的。相反的是書畫對印章起了作用。
當書畫本身被證實是真的時候，印章對書畫本身并不起作用。
當書畫本身被證實是某作家的作品，而作品上并無題款，僅有某作家的印章，這時印章對書畫才起了作用，它幫助書面說明了作者是誰。
文本文獻鑒考結合派：張珩、謝稚柳、徐邦達、啟功、楊仁愷、劉九庵、傅熹年
在文本文獻的鑒考結合派中，當首推張珩、謝稚柳、徐邦達、啟功、楊仁愷、劉九庵、傅熹年等幾位大家。雖然他們書畫鑒定的成就各異，影響各有大小，但是在中國20世紀的書畫鑒定領域里，幾位卻是不祧之大宗，整體影響極為廣泛與深遠。這些名家不僅具有豐富的書畫鑒定實踐經驗，而且大多兼工書畫，淹貫經史，著作宏富，具有特的學術代表性和廣泛的學術影響力。
張珩、謝稚柳以及徐邦達三人都出身于較有文化素養的家庭，年輕時即已投身書畫行業，要么專攻書畫鑒定，要么心儀書畫創作。如
，其祖父就有大量的藏書，并且精于版本之學。同時他的家境較為富庶，唐宋名跡都有收藏，明清兩代藏品更是不勝枚舉。他生前曾經留下一本小冊子《怎樣鑒定書畫》，在書中他明確指出書畫鑒定的目標是“辨真偽明是非”，同時他把鑒定可依據的書畫文本因素歸納為“主要依據和輔助依據”。在提倡
要鑒定方法的同時，要注意
(書畫的時代風格與書畫家的個人風格)和
楊仁愷
先生，早年坎坷，抗戰時移居重慶，結識了郭沫若、徐悲鴻、張大千等學者和書畫名家，從而使他對古今書畫的研究更加深入。他在書畫研究與鑒定方面具有如下重大貢獻：一是對溥儀出宮后的清官流散書畫進行了精細的研究，這些研究成果集中在他集40年心血而成的58萬余字鴻篇巨著《國寶沉浮錄》一書；二是在中國書畫史上填補了遼金兩代的空白，使之更為完整系統：三是把古書畫鑒定的范圍拓展至20世紀，并初步嘗試建立書畫鑒定這一之學，2000年出版的《中國書畫鑒定學稿》一書可見其這一學術趨向。楊仁愷在書畫鑒定中提倡科學的“比較研究法”，十分注重作品之間的參照比較，如同一人或者同一時代和地區的諸多作品比較、畫家一生不同時期的作品比較，然后才是題跋、印章等因素。對于傳世的《簪花仕女圖》這件風格特的作品，由于缺少參照樣板，比較研究就顯得較為困難。于是他結合同時期元稹、白居易等人留下的關于貞元時期服飾與習俗變化的文獻資料，證明《簪花仕女圖》所反映的時代特征只有唐貞元時期才能與之吻合，由此確認它是一件唐代貞元時期的繪畫作品。
出身于文物店的書畫鑒定
先生，1983年參加了文化部文物局成立的中國古代書畫鑒定小組。他治學嚴謹，考證精微，在七人中尤以熟悉小名頭而，這正好可以彌補偏重大家研究的不足，對于整體把握中國書畫史和鑒藏傳世書畫頗具意義。在長期的實踐中，勤奮好學的品行使得他尤精于書畫斷代、辨偽中的相關細節，如他對明代吳應卯大量偽冒祝允明作品、王寵的弟子金用偽造其師作品、八大山人和張大千贗品的研究等。這種極為精細的研究，對于甄別當今以高超手段作偽的書畫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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