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牌樓按建造意圖來分類，可分為四類：一是功德石牌樓，為某人記功記德。二、是貞節道德石牌樓，多表彰節婦烈女，在安徽歙縣有許多這類石牌樓。三、是標志科舉成就的石牌樓，多為家族石雕牌坊，為光宗耀祖之用。四、是標志坊，標志地名的牌坊。

石牌樓的現實意義:主要用途是性景觀和地標。牌樓是中國建筑的特有形式，隨著社會的變遷和制作技術的發展，牌坊的社會功能也發生了變化，如今在城鄉街道、小區、時尚新村、風景園林、宗族祠堂、陵園墓地新建的諸多牌坊，其社會功能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界定區域，強化自己的區域意識；二是招牌和地標作用，彰顯單位或區域形象，增強游客記憶，提供引路導向的參照物；三是美化功能，提高景區或家鄉的文化品位。四是豐碑效應，緬懷先輩，強化認祖歸宗意識，增強族人的凝聚力。

石牌樓的用料一般就地取材，石材多開采自附近山區，常用的石料有黔山清水石(黔縣青)、花崗石、麻石和天青石，亦有混合運用的案例，如花崗石與嘉祥青石，等等，題材多樣，也不乏寓意吉祥的圖案與紋樣，更有書法藝術點綴。石雕的創作手法也十分豐富，但以淺層透雕與浮雕較為簡單經濟，因此數量為多，也使用有技法高超的圓雕、透雕、鏤空雕，其形象生動。

現在建造的青石牌樓的樣式和寬度也得到了拓展，開始出現了四柱三間、乃至規模更大的形式。而水平寬度的增加，從審美需求上也進一步促進了青石牌樓體量的增長，高度也被加高，樓數也增加，逐漸形成了令人敬畏的形制，青石牌樓到了明代已經普遍出現三間四柱三樓乃至五樓的形式，現在青石牌坊漸趨穩定。總體上講，古代御賜與出資建造的青石牌樓往往裝飾更為精巧，華麗繁復，而由鄉里出資或民間自籌資金建造的牌樓在造型和裝飾上會比較簡單與樸實。

寺院石雕牌坊上的人物雖然用高浮雕的雕刻手法來體現突兀的造型，但是佛像、菩薩等人物的衣紋線也用線刻手法來表現。大明寺上的坐佛，其寬大的衣裙因坐勢而簇集成皺褶層疊的狀態，這些層層疊疊的衣紋由各種弧度不同的線條刻畫出來，自然流動的線條隨人體結構的轉折而變化，將衣裙柔軟的質地十分清晰地呈現出來。同樣，遼陽石牌坊上的坐佛也是用線刻描繪衣紋，使雕像形體起伏有序，服鈞不僅有著飽滿的體積，而且不失其整體內容的豐富性，將其服飾的重疊厚重的月格準確的表現出來。天寧寺塔上的菩薩雕像，其衣裙因為運用了流動的“線”，仗得這些隨著形體輪廊起襖而變化的衣褶，像清泉的漣漪有著輕輕的節奏和韻律感，從而體現出一種強烈的裝飾美感。

遼代石牌坊浮雕佛像的服飾還有一大特點，就是用線條在兩小腿處各飾一條彎曲如小蛇行狀的衣紋，有小蛇行狀線條的衣紋應是斷定其為遼代石牌坊佛像雕刻的重要依據之一。(如下圖)①朝陽北石牌坊上的佛造像小腿處就各飾一條彎曲如小蛇形狀的衣紋，這種蛇狀衣紋很難在唐佛和宋佛造像上見到。雖然不可能用蛇形衣紋作為標準來檢驗所有的遼造像，但凡具備此種衣紋的佛像都可考慮為遼代所作。

寺院石牌坊上的線刻浮雕還體現出“以直限曲”的藝術特征。“以直限曲”就是指多以直線構成框架和界限，這些直線本身也是圖案的組成部分，內部飾以曲線的動態形象，造成強烈的對比映襯效果。西崗寺院基座上的攀龍石雕，攀龍被束縛在長方形的框架之中，中間線刻浮雕石龍動態夸張，身體造型扭曲盤轉，仿佛要從被束縛的框架中呼嘯而出。天宮寺石牌坊上的花卉紋樣雕刻在長方形的石頭之中，石雕內部，曲線形的花卉所蘊含的動態及蓄勢待發的力度與外部青磚輪廓表現出的平和、穩固相互襯托呼應，使婉轉的浮雕圖案顯得多了一些剛健和規矩，也使石牌坊的建筑構件富于活力與激情。

石雕牌坊裝飾的表現從使用工具和工藝來看,石雕廠工人是利用錘、鑿、斧、鋸、砂紙或砂輪等特殊工具通過鑿、剔、削、黎、磨、刻等技藝除去石材多余的部分來完成立體造型的雕刻藝術,與泥塑、灰塑的“加法”技藝相比,石雕廠的師傅們采用的是“減法”的藝術。工具使用和技法的熟練程度與石雕廠藝人自身的藝術修養一道,成為決定石雕作品良蕎的先決條件。

我國線刻工藝在石雕上的運用較為成熟的作品至遲在漢代便已經開始出現,畫像石、門嵋、石牌坊門柱上都遺存有大量的漢代線刻作品,一般表現為將裝飾紋樣周圍鑿低,使主要紋飾突起,然后對其進行細部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