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一系列的實例，元代以來，各家的印章，名號相同，朱、白文相同，篆法相同，僅在筆畫的高低曲直有極細小的差距，已形成了普遍的現象。其所以如此，可能有兩種原因，一種是出于作家們的要求，一種是印人在章法上所表現的習慣性。至于只承認某些印章是真，所依賴的證據是什么呢？是根據圖章本身，還是其他因素呢？篆刻本身，有它的流派與特風格，這是認識篆刻的主要方面。但是，被用在書畫上的印章，作者與收藏者卻并不是專取哪一家或哪一派，而大多數印章，看來也無法認出它是出于某家刀筆。因此，從風格特征來作為辨認的依據，就失去了它的效用而感到漫無邊際。而它的現象又都是大同小異，混淆不清，尤其在近代，利用鋅版橡皮版的翻制，相反地可以做到毫厘不差。
印章的時代特征與氣息也是鑒別書畫的佐證。印章的時代氣息可從其形狀、篆文、刻法、質地、印色等方面出來。宋代的書畫作品，鈐蓋上書畫家本人的印章為數很少，大多數書畫家在作品上并不鈐蓋本人的印章。宋代印章銅、玉居多，少量是其它質料的。印色有蜜印和水印之分（南宋未期出現了極少數油印），蜜印顏色紅而厚，水印顏色淡而薄。元代印章的篆文、刻法都有變化，出現了圓朱文印。質料有木、象牙、銅、玉等，印色大都采用油印和水印。自元代王冕開始采用石料刻印以后，采用石料刻印的人逐漸多起來。明代初期，各種石料的印章已相當普遍，篆文刻法也有新的變化，篆文每個字的停筆處，都比原筆畫略粗一點，但顯得較淡，并略呈黃色，同元代的印色就有些不同了。明代中后期印章以石質居多，其它如水晶、瑪瑙、銅、玉等均有。字體有古文篆體等到各種形式。這一時期印色大多是油制的，顏色也有濃淡之分，也還有少數畫家使用水印。清初，書畫家印章甩用的篆文變化并不大，但印章形狀、字體字形都有多樣化的趨勢。清代中后期的印章，篆文刻法有各種各樣的規格，如浙派、皖派和其它各種流派，大都以《說文解字》為主體。印色從為油質，水印已不見使用。
文本文獻鑒考結合派：張珩、謝稚柳、徐邦達、啟功、楊仁愷、劉九庵、傅熹年
在文本文獻的鑒考結合派中，當首推張珩、謝稚柳、徐邦達、啟功、楊仁愷、劉九庵、傅熹年等幾位大家。雖然他們書畫鑒定的成就各異，影響各有大小，但是在中國20世紀的書畫鑒定領域里，幾位卻是不祧之大宗，整體影響極為廣泛與深遠。這些名家不僅具有豐富的書畫鑒定實踐經驗，而且大多兼工書畫，淹貫經史，著作宏富，具有特的學術代表性和廣泛的學術影響力。
張珩、謝稚柳以及徐邦達三人都出身于較有文化素養的家庭，年輕時即已投身書畫行業，要么專攻書畫鑒定，要么心儀書畫創作。如
，其祖父就有大量的藏書，并且精于版本之學。同時他的家境較為富庶，唐宋名跡都有收藏，明清兩代藏品更是不勝枚舉。他生前曾經留下一本小冊子《怎樣鑒定書畫》，在書中他明確指出書畫鑒定的目標是“辨真偽明是非”，同時他把鑒定可依據的書畫文本因素歸納為“主要依據和輔助依據”。在提倡
要鑒定方法的同時，要注意
(書畫的時代風格與書畫家的個人風格)和
謝稚柳
先生工詩文，能書法，擅山水、花鳥，亦偶作人物，尤精書畫鑒定，與張珩并稱“北張南謝”。謝先生早年學畫，又與張大千一起對敦煌壁畫進行了長期的研究，這使他準確地把握了唐宋以來中國書畫主流風格的淵源流變，由此確立了以風格流派斷代，辨偽的方法。正如他本人所說“切實的辦法是，認識從一家開始，而后從一家的流派淵源等關系方面漸次地擴展”。雖然他也不忽視對相關文獻的印證，但卻更看重書畫藝術的本體，如作品的意境，格調、筆法、墨法、造型和畫面布局等特征，即
重視書畫本身的體貌精神
此種鑒定方法對鑒定者本身的書畫水平具有很高的要求，謝稚柳因其本人具有較高的書畫創作能力和聰穎的鑒定才智，使其成為這一鑒定方法中的巨擘。謝先生對傳世有名的王羲之《游目帖》的鑒定，可作一例子。對于此帖，拋開所有的旁證迷惑，僅僅從其筆勢與形體來看，已具有元代趙孟頫的風格，所以它不是唐宋勾填本，而是元人的手筆。這一鑒別結果，正是基于對《游目帖》的時代風格與個人風格的比較中得出的。謝先生的鑒定理念，他的《水墨畫》和《鑒余雜稿》二書有詳細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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